艺术评论家：彭文斌

　　纵观中国绘画史，不论是元代以前盛行的写实绘画，还是元以后主流的文人写意画，其除了图像叙事的记录性价值之外，更重要的是图像之外的隐喻内涵。历代画家中，全心全意追究古人仿效古人，变古人为自己，又变自己为古人的莫过于明代的董其昌。当今画界，以今师古，化古开今者，莫过陈运权，其作品的思想隐喻，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个案。

　　运权绘画之循古。循古者，乃学古人之意趣修为和思想实质，非学古人之艺术表象和雕虫薄技，是追求师古而不泥古，厚重而不沉重的艺术境界。自古以来，一位画家能否承前启后、功成名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传统功底的厚度，以及对经典绘画语言的坚持，这种建立在对国画精神的本质理解之上的文人画思索是东方绘画最宝贵的部分。运权入古法取其精，近生活得其神，浓郁而凝练的诗意情怀满溢于他的作品中。其深谙：“艺术大道，必先师古，方可师心，而后师自然也。”

　　运权绘画之变今。欲变今者，需先‘辨古’。李可染先生说：画者，要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也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是古的精髓？什么是画史的空白？得其心源，方可造化。运权之画，写意者挥洒自由，工细者格物致知，在中国画当代性衍变的基点上，在经典与现代的临界点上踩得恰到好处。在他的绘画中，我们纠缠不清的中国画为何”重写意、轻写实“的概念之争已经迎刃而解，在他身上，写意、工笔的概念不必再刻意分隔，形式与技巧最终都是为创作观念而服务。其强调的是画外之音，写意画的寂静于心，工笔画的梦幻于镜，它是一种建立在哲学与信仰之上的观念产物。所谓：将新变故易，持故为新难。

　　运权绘画之隐喻。真正要去读懂运权的画，要去寻找图像之间的修辞关系和思维关系。艺术的核心价值是”关系“的，而非”摹写“的，心理的真实远远大于现实的真实，这是东方美学的显著特征，也谓之为”对自然的二次创作“，有了”想象之维“方可构建”幻境之象“。运权绘画的关系维度，成功钩沉索隐了生态-社会-理想的关系，甚至精心描画了过去-当下-未来的关系，使观者的审美体验随着视线的移动逐步深入，抵达高潮。典雅的风格、谨密的观念、双重的表现，巧妙地在笔墨韵彩中融化成独立语言的修辞符号，构建了运权水墨当代主义的另一种气息。透过运权的作品，找到隐喻在他作品中的独特表达方式，触摸到他深层次的情感倾泻，使我们更真切的找到思想共鸣：每一幅作品都运用了我们熟知的生活中的场景和物象来说话。

　　“始于悦己，而后悦人；源于智性，而后摄心。”运权绘画，显现出当代新人文风格的独特价值。